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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宗被三次打臉的徵地拆遷案
2018年底，最高法院發布《充分發揮審判職能作用，保護產權及企業家合法權益典型案例》。
7件典型案例中，許某某訴金華市婺城區人民政府行政強制及行政賠償案引起廣泛關注。本案經中級、高級兩級審理和最高法第三巡迴法庭再審，突顯了「否定政府任性，疑點利益歸於行政相對人」兩項司法精神，司法向行政發出強烈依法行政信號。
2001年7月，因浙江省金華市婺城區後溪街西區地塊改造及「兩街」整合區塊改造工程建設需要，原金華市房地產管理局向金華市城建開發有限公司頒發了房屋許可證拆遷許可證，許某某位於金華市婺城區五號一路迎賓巷8號、9號的房屋被拆除範圍。但拆除人在拆除許可證規定的期限內一直未實施拆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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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31日，婺城區政府發布《婺城區人民政府關於二七區塊舊城改造房屋徵收範圍的公告》,明確對二七區塊範圍實施改造，公佈了房屋徵收範圍圖，許某某房屋所在的迎賓巷區塊位於徵收範圍內。
2014年10月26日，婺城區政府發布了房屋徵收決定， 案涉房屋被納入徵收決定範圍。但該房屋於婺城區政府作出徵收決定前的2014年9月26日即被折除。
許某某提起行政訴訟，請求確認婺城區政府強制拆除其房屋的行政行為違法，同時提出包括房屋損失、停產停業損失、物品損失在內的三項行政賠償請求。
浙江省金華市中院觀點是：1、被告在未與原告達成拆遷補償協議情況下強制搬遷，行政強制行為違法;2、被拆房屋已無恢復原狀之可能，應參照房屋補償方案進行賠償。
浙江省高院觀點是：支持金華中院判決，撤銷不支持停產停業補償判決。且增加支持原告每月2萬元停產停業損失的補償請求，但因原告沒有提供損失證據，撤銷不支持拆除損失賠償判項，不支持被強制拆除時造成的屋內財產損失。
最高院觀點是：支持金華中院和浙江高院判決。且在原告可提供的物品清單範圍內進行賠償。
很明顯，三級法院判決，均否定了被告婺城區政府的行政行為。認為儘管拆除行為不是政府直接組織，但拆除主體、拆遷範圍由婺城區二七區塊改造工程指揮部委託、確定和參與，「婺城區二七七、拆除工程指揮部」 是婺城區政府組建並賦予行政管理職能但不具有獨立承擔法律責任能力的臨時機構，因此，其區塊改造工程司令部的責任應由政府違法。
三級法院對原告的利益保障更是層層加碼，原告許某某提出了確認行政行為違法、政府賠償房屋損失、停產停業損失和搬遷物品損失三項要求。
首先，金華中院說，我只支持房屋損失一項賠償，而且是參照《婺城區二七區塊舊城改造房屋徵收補償方案》標準，不支持停產停業損失和搬遷物品損失兩項。
隨後，浙江省高院說，原告房子被拆不屬於國家賠償，應該換一個說法，適用房屋徵收補償。此外，我不僅支持房子拆除補償，還支持你獲得停產停業補償，但是我不支持搬遷物品損失賠償。
最後，到了最高院這裡再審，說《國家賠償法》《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都適用，都要不打折執行。
第一，對於房子被拆既可以用賠償，也可以用補償，哪個賠得多咱用哪個，但是不能用《婺城區二七區塊舊城改造房屋徵收補償方案》標準，因為你很可能定低了，應該“用在改建地段或者就近地段提供類似房屋的方式，根據賠償決定時點有效的房地產市場評估價格計付”，反計算市場獨立評估後。
第二，如果原告提供的《營業執照》、納稅證明等證據證明合法的將被拆房子用於經營用途，政府就要給予停產停業賠償。
第三，如果原告提供被拆前屋內現場照片、擺放物品及清單，可以按照「有利於原告的原則」酌情賠償，政府要在90天內賠償到位。
最高法支持行政相對人全部請求事項，並要求政府快點賠、多賠、足額賠。
這件被最高院當作典型的案子，給所有地方政府敲響了警鐘。
如果說《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與補償條例》的頒布實施，為解決徵收拆除中的行政糾紛，實現國有土地上房屋徵收補償領域的「善治」提供了良好的法律基礎。
實際上，本案例給了政府一個“前車之鑑”，也給了行政相對人一把“尚方寶劍”。
啟示意義有：
一、讓政府別噚瑟。這裡講依法行政，包括依法委託拆遷主體(拆遷主體不能與拆遷徵地有利益牽連)，依法承擔行政後果(有些地方老想著有事兒把拆遷隊、臨時工以民事糾紛的名義推上去當炮灰)，依法制定補償方案(市場定價、獨立評估，既不讓政府單方陷入漫天板，也不讓群眾陷入漫天。
二、讓公民不窩囊。本案充分體現及時補償、合理補償和公平補償的法治精神，確立產權人因行政機關侵權所得到的賠償，不能低於依合法徵收程序應得到的補償的先例。充分發揮司法的評價、引導功能，防範地方政府在違法強拆後利用補償程序迴避國家賠償責任。
三、讓司法有權威。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製經濟發展，確保各種所有權經濟依法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是十八大和十九大報告提出的關於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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